官方媒体所刊发的讣告是对逝者一生的最终论断，因此字字要斟酌，句句要谨慎，以精炼的语言锤炼出逝者对党和人民的贡献。

仔细观察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讣告，就会发现毛主席的讣告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定论评价：伟大的战略家，这是毛主席独有。建党103年以来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享有战略家这个称号。

可以说，我党之所以战无不胜，能够打败国民党取得政权，和战略家毛主席高超的战略擘画，有绝对的关系。我党虽然人才济济，但绝大多数人是执行毛主席的战略布局，大家跟着毛主席走，就准没错。电视剧《刘伯承元帅》里面有一个情节非常经典:

二野有人不满自己的军衔授低了，找刘帅抱怨，历数自己打了多少胜仗，立下多少功劳。

刘帅勃然大怒：你打过几个胜仗？没有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，你能打胜仗？

刘帅这句话，绝不是恭维，说的是大实话。没有毛主席的正确战略，我军很难打胜仗，新中国的建立无从谈起，哪还有什么授衔？

因此，能够和毛主席深度沟通战略问题的人，自然在战略眼光上，看得非常深远，绝非仅仅只是执行类的人才，这种人才非常罕见，在我党中，笔者认为只有5个人。

一、永远的红司令：朱德

朱德这一辈子都维护毛主席，毛主席这一辈子也认为朱德是他的红司令。

自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朱老总率领“革命火种”转战湘南、粤北，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。从此，他与毛主席一直在中央领导中枢机构共事了半个世纪，在党的多次战略谋划上，朱老总都协助毛主席共同制定，是毛主席的得力帮手。

二、党内的第二号人物：刘少奇

我们党有两个非常伟大的理论家，一个是毛主席，另外一个就是刘少奇，他们在党和国家的重大走向上，都有重要的理论贡献，从战略方面擘画了长期的方针。因此，刘少奇是除了毛主席以外，在马克思主义方面，最有发言权的党内人士，我们可以从他撰写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文窥见一斑。

早在1943年，毛主席便公开宣布刘少奇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，其后，他多次都对外宣称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。毛主席在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与老蒋谈判，在前一天的8月27日，毛泽东就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，向各中央局、各区党委发出电报通告：“在毛离延期间，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”，以文件正式宣告刘少奇代理主政中央。

刘少奇在主政中央期间，战略方针非常契合毛主席的想法。在解放战争初期，将我党原来的“向北防御, 向南发展”的战略方针, 改变为“向北发展, 向南防御”的方针，让我军提前抢占了东北，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基础，毛主席对刘少奇的东北部署非常满意，他致电刘少奇:“各电均悉, 甚为欣慰”。

三、光荣而不朽的名字：周恩来

贺子珍在追忆毛主席最为艰难的这段岁月时说：“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，都是同周恩来谈的。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，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，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，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。”

可我们要知道，周总理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、中央“三人团”重要成员之一、中央政治军事组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，而毛主席已经被剥夺军事指挥权，只是一个白衣，但周恩来还是很尊重毛主席，他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层，很多战略问题都是同毛主席谈的，并且心甘情愿地为毛主席的战略执行去做实际落实。

四、好同志陈毅

毛主席曾经评价陈毅元帅：“陈毅是个好同志，他为革命立了大功劳。”

可以说，陈毅在战略方面非常接近毛主席的思想。

根据陈毅元帅于1948年8月在中原军区整军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记载，陈老总说道：“毛主席特别强调战略，去年冬季我在陕北时毛主席谈了这些问题，今年五月又叫我去一次，又是谈战略问题， 这是古今中外未有过的军事学。”

陈毅元帅说的这段话表明毛主席甚至会主动找陈老总谈战略问题，会寻求陈毅的意见；陈毅元帅的一个“又”字，说明毛主席是多次和陈老总谈过战略的。此外，毛主席和陈毅谈论的战略非常深远，属于古今中外未有过的军事学。

在抗日战争，陈毅元帅判断日本会先进攻华北地区；在皖南事变，陈毅判断国民党会对皖南地区新四军下手；在抗美援朝，陈毅主动请缨做志愿军司令；等等诸如此类事例，都是陈毅在战略上能够深入和毛主席沟通的佐证。

五、内部是钢铁公司的邓政委

邓政委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非常高，曾经评价他：“柔中寓钢，绵里藏针。外面和气一点，内部是钢铁公司。”毛主席也极度信任邓政委，在很多战略布局上，非常依赖邓政委。我们说两个事例：

（一）邓政委曾经做过华东局第一书记。

陈毅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已经很高了，但其实邓政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中共中央在华东地区的代表机关华东局，第一书记是华东区一号人物，几乎从来都是饶漱石，陈毅一般是华东局第二书记。但在1949年3月，邓政委调到华东后，邓政委立马被毛主席任命为第一书记，饶漱石是第二书记，陈毅是第三书记，虽然邓政委只在华东开过一次会议，但足见邓政委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。

（二）邓政委积极支持毛主席建立的“报告制度”。

1947年底，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，解放区的人口面积大幅增长，我党接管的城市越来越多，战争的规模化日益扩展，尤其是，中央几个地方局下辖的各级组织都非常庞大，出现了各行其是、各自为政的问题，毛主席从战略的高度要求建立报告制度，加强纪律建设。

但各大中央地方局都以种种理由为借口，没有认真执行。

东北局更是说“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”，深陷具体事务，“故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，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”，故而没有积极向中央做报告。

但邓政委支持了毛主席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，凡事必请示中央。

于是，毛主席非常欣慰，还发电给东北局，“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，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”，“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”。

从以上两个事例看出来，邓政委在战略上确实契合毛主席，非常合毛主席的心意。

毛主席讲过：缴获多少，这是战役问题、战术问题。自然，我们党不能俘虏和缴获大批敌人、马匹、武器，便不能壮大自己。可是如果死看这一点就以为满足，不去解决战略问题，也还是要失败的。

我党人才济济，在战役、战术上的人才非常多，开国将帅超过1000人，他们都是战役、战术的高手，但能够去解决战略问题的人，还是非常少，上述的五位就是战略级别的人才，他们属于我党当中比较少见的，可以和毛主席深入沟通战略的人。